如何應對《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 － 2020 年)》中明確指出的城市建設用地利用粗放、效率不高的問題，緩解城市空間分布和規模結構不合理、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匹配的問題，提高城市管理服務水平、健全體制機制、規避“城市病”的爆發與頻發問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實現我國城市化的健康、高質量發展亟需探討的科學問題和亟待解決的現實命題。快速城市化中巨大外部資源壓力與生態破壞問題使得城市生態系統面臨著嚴峻挑戰，必然影響城鎮化進程。以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和原則指導城市化過程，探求更加合理的城市發展模式和人類聚居與行為模式，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然而，目前國內外針對城市生態管理多集中于單維度的、面向具體問題的管理措施研究，系統性研究較少，鮮有報道成功的可借鑒的城市生態綜合管理模式。鑒于此，本文從城市規劃、產業結構、資源政策、生態環境保護措施與標準，以及組織形式等五個核心方面對城市生態管理模式進行詮釋，并剖析城市生態管理模式對城市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通過梳理生態管理模式與城市資源利用效率方面的研究進展，厘清了相關研究涉及的內容、層次及脈絡，突顯了城市生態綜合管理模式研究的緊迫性及其實施城市生態綜合管理的意義。

 

  1 城市生態管理的概念與內涵

 

  實現城市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的協調統一，是國內外城市建設共同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生態城市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人與生物圈(MAB)”計劃研究過程中提出的一個概念，是城市生態化發展的結果;是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居住形式，是自然、城市與人融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結構。“生態城市”的概念一經提出，就成為城市科學和城市規劃研究的熱點領域，各國都將生態城市作為未來城市的建設和發展目標。目前，生態城市建設在中國開展的如火如荼。國內已經正式向住建部、國家發改委提出要建設生態城市的有50 多個，全國以生態、低碳為發展目標的地級市數量已逾九成，達到259 個。

 

  城市生態管理( eco-management) 是一種人類生存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方式，它強調經濟與生態的平衡發展。生態管理于上世紀70 年代起源于美國，90 年代成為研究和實踐的焦點。中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問題的癥結在于管理問題，其實質是資源代謝在時間、空間尺度上的滯留或耗竭，系統耦合在結構、功能關系上的破碎和板結，社會行為在經濟和生態管理上的沖突和失調［7］。我國學者在對城市生態管理的概念及內涵理解時，一是強調基于城市及其周圍地區生態系統承載力實施有效城市管理，實現城市及周邊地區宜居、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二是強調了城市的復合性，即城市是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即“生態城市”的構建應是城市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的全面生態化，而非單純的城市綠化和景觀美化［8］。復合的特性下，城市生態管理的宗旨是“將單一的生物環節、物理環節、經濟環節和社會環節組裝成一個有旺盛生命力的生態系統，從技術革新、體制改革和行為誘導入手，調節系統的結構與功能，促進全市社會、經濟、自然的協調發展，物質、能量、信息的高效利用”。三是強調城市生態管理的范圍和多維尺度，即城市生態管理包括城市生態資產、生態代謝和生態服務三大范疇，包括區域、產業、人居三個尺度，以及生態衛生、生態安全、生態景觀、生態產業和生態文化等五個層面的系統管理和能力建設。

 

  綜合以往關于城市生態管理概念的理解，筆者認為生態城市的全面建設需要有完善和健全的生態管理制度，要制定相應的資源利用政策和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和標準，要有合理的城市空間規劃和產業結構布局，要有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參與，盡可能地促進城市資源的適度及高效利用和減少城市的代謝產物，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2 城市生態管理模式

 

  當前，城市生態管理模式還沒有一套比較完整權威的定義。通過上述對城市生態管理概念的梳理，本文擬從城市規劃、產業結構、資源政策、生態環境保護以及社會與公眾參與形式等五個方面對城市生態管理模式進行解析，體現了生態城市建設中的生態衛生、生態安全、生態景觀、生態產業和生態文化的五個基本目標，同時兼顧落實生態管理模式到具體可循的層面和構建城市生態綜合管理體系的現實需求。

 

  2． 1 基于生態環境承載力的規劃先行

 

  城市規劃服務于一定時期內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土地利用、空間布局以及各項建設的綜合部署、具體安排和實施管理。生態城市規劃包含自然生態和社會心理兩個方面，其目的是創造一種能充分融合技術和自然的人類活動的最優環境，以激發人的創造性和生產力提供高的物質和文化水平。歐洲城市是奉行生態管理中規劃先行的楷模。歐洲城市非常注重生態文明和城市建設發展的可持續性，其所編制的城市規劃，一是堅持嚴格按城市規劃實施，二是實施時間長，確保城市規劃的穩定性，三是對城中建筑不隨便拆遷改造，確保城市規劃的連續性，四是非常注意保護原始生態和自然環境，強化城市綠化。此外，歐洲人良好的文化修養和綜合素質決定了他們對環境和生態的自覺保護、愛護和管理意識極強，這也是城市生態環境良好的關鍵因素。因此，國外良好的城市生態環境得益于這些國家城市規劃中城市結構和功能的前瞻性科學規劃和精心設計，以及對規劃權威性的維護和執行。

 

  隨著生態觀念的深入人心，我國城市規劃也從被動的生態環境保護轉向主動的宜居環境建設，一改過去讓水、土、氣、生物資源和能源等被動適應城市發展需要的狀況，而更加強調用地的生態適宜性，重視城市空間擴張對生物區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最小侵擾。從經濟主導的發展規劃轉向民生主導的協調性規劃。城市發展也不再只是注重自身利益，從孤立單一的城市自身規劃轉向城市－ 區域的共同協作與治理，實現整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生態城市概念提出之后，世界各國陸續涌現出一批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實踐。我國在生態城市規劃方面已有一些案例，不少新城開發也提出了以生態城市為目標來進行規劃與建設，如上海中英東灘生態城、唐山曹妃甸國際生態城、北京中芬門頭溝生態城、中新天津生態城等。

 

  但是相關的研究尚處于探索的階段，雖然生態城市規劃正逐步形成比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體系，但并不很完善，實踐方面更是缺乏較成熟的經驗。目前暴露出不少問題，如城市規劃建設中對建筑節能要求的忽視導致我國建筑業能耗占總能耗的27% － 45%，北方地區采暖能耗甚至高達80%，同時建成的城市難以應對不斷增長的交通負荷、城市水資源、垃圾、能源需求等現實問題的挑戰，以上種種跡象離規劃目標的初衷差距甚遠，甚至在某些環節上背道而馳。

 

  城市規劃中所存在的問題總結起來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偏重于城市外延式發展而輕內涵式發展，不利于資源節約;二是城市規模過大，增大了城市的碳排放，城市人口和生產集聚導致資源消耗增多;三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部門協調不夠，浪費較多且效率不高［14］;四是生態城市規劃與現有城市規劃體系之間缺乏有機的融合，缺乏反映城市實際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態型城市規劃標準。針對相關問題，有些研究提出應該調整規劃思路，改變以人口決定用地的做法，改為由生態環境承載能力決定城市發展空間和規模［15］。另外很早就有學者嘗試將生態適宜度、生態敏感性分析評價等研究生態規劃方法在城市規劃中應用，探討我國城市規劃與生態規劃相結合的問題和可能途徑［16］。在標準制定方面，相關研究探索國內外有關城市規劃標準方面研究成果，提出了建立生態型城市規劃標準的典型路徑并且初步構建了生態型城市規劃標準矩陣的案例［17］。

 

  2． 2 基于資源環境稟賦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現代城市負載著諸多的經濟功能，聯結著復雜的經濟關系，從而構成了復雜的城市經濟系統和城市經濟結構。

 

  其中，城市產業結構是城市經濟結構中的核心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從生產角度講，是資源配置器;從環境保護角度講是環境資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產出的控制體。

 

  產業結構反映了國民經濟中產業的構成及相互關系，產業結構偏離最優狀態所導致的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是制約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產業結構的構成和變動，往往決定或影響著投資結構、就業結構、金融結構和消費結構等其他城市經濟結構的狀況和變化。對于產業結構變遷及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有很多。有研究對中國經濟結構變遷( 結構性沖擊和結構轉型) 的模式、原因和影響以及對中國地區經濟增長和地區間收入差距進行了總結［18］。還有學者就產業結構與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做了實證研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變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一度十分顯著，但是，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正在不斷減弱，逐漸讓位于技術進步［19］。

 

  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生態城市概念的提出，為城市發展特別是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生態化模式。

 

  生態城市發展模式的基本要求，是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必須著力于協調產業結構比例，培育具有較高經濟生態效益的主導產業結構，實現各層次產業共生網絡的搭建，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生態轉型［20］。

 

  我國正處于快速工業化的階段，其主要特征是以大規模基礎設施投入推動快速城市化、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轉化的過程。但同時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業、資源開發產業仍然是一些城市的核心產業，并畸形發展，導致資源集聚越多，環境破壞越嚴重。中國工業化的出路在于產業轉型、清潔生產、生態產業園區建設和基于生產與消費系統耦合的循環型社會建設方法。

 

  相關研究指出，一個區域的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具有決定性影響，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效益非常明顯，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害的主要手段［21］。

 

  在生態城市建設和管理中，產業結構的變遷與優化會受到資源環境規制政策、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約束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因此如何在資源環境約束下形成最優產業結構，如何實現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協同雙贏，以及如何發揮三次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內在創新驅動機制是我國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2． 3 服務高效、節約利用資源的政策調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資源利用政策也從“親資本”開始，轉向“親民生”，并進一步趨向于“親環境”。良好的資源政策可以激勵資源得到良好的保護并朝著可持續發展方向邁進，使不合理的資源使用行為受到制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生態文明建設”，也指出“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及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等。

 

  我國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涉及土地資源、水資源、礦業資源等領域，現有《環境保護法》、《水土保持法》、《礦產資源法》等17 部法律，以及《環境標準管理辦法》、《新能源基本建設項目管理的暫行規定》等一系列的規章制度。

 

  近年來，以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加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契機，相關部門系統整理并調整了現行資源政策，重點強化資源節約利用和優化配置的政策力度。

 

  (1) 在水資源保護方面，水資源政策的主要目標是保障“三生”用水，即保障生活、生產、生態用水。2002 年頒布的《水利法》試圖建立一個嚴格的許可制度，聲明所有水資源為國家所有，并且用水單位需從當地政府部門獲批許可。同時，在中國主要江河流域設立的水利部水利委員會被授予了綜合規劃用水的職責，旨在指導當地用水許可的授權。2011 年我國實施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提出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的“三條紅線”，在水資源使用方式、使用效率和使用質量上建立清晰并且有約束力的限制。

 

  (2)土地政策方面國家通過編制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對農業、林業、牧業、工業、城市和居民住宅建設等各類用地進行統籌規劃。我國還實行土地集約利用政策，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出率［22］，充分發揮土地使用的效益和使用功能，減少土地的閑置和浪費。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國家保護耕地，嚴格控制耕地轉為非耕地。另外國家建立土地承載力規制，即運用土地承載力調控社會經濟發展。

 

  對保護性土地用途的安全管理，重點是濕地、林地、耕地等保護性用地采用特殊的土地管理政策。在土地效益方面實行公民均等分享城鎮化和工業化形成的土地紅利的政策。

 

  (3)在能源方面，《中國的能源政策》指出，中國將通過堅持“節約優先”等八項能源發展方針，推進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變革，構建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現代能源產業體系，努力以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支撐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包括優化能源結構，推進能源清潔化發展、發展新能源、優化能源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等，提高能源效率，節能減排納入各級政府(及重點企業) 的考核體系。

 

  (4) 城市生物多樣性是城市環境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城市環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資源保障。1993 年，作為世界上的生物多樣性大國，我國率先簽署并批準了《生物多樣性公約》，并于1994 年正式發布《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2010 年，國務院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 － 2030)》，其中提出了在遷地保護、城市綠化及土地利用規劃等方面中加強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相關內容。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的生態補償機制、政策環評和規劃環評機制還有待完善。

 

  我國資源政策已由上個世紀90 年代的滯后于經濟發展逐步進步為到現階段的主導經濟的發展，盡管其科學性、嚴謹性、權威性得到了充分體現，但仍存在諸多問題。

 

  如資源政策在部門間的不協調［23］，缺乏統一的規范政策文件，沒有建立部門間協商制度;解決問題時政策之間發生沖突無法形成合力，造成資源政策權威性受損;資源政務信息化建設相對于其他政務信息化建設較為薄弱，致使資源政策宣傳力度和廣度不夠，人們對資源政策普遍認知度不高［24］。另外受制于不同的自然稟賦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區域差異化和針對性的資源政策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25］       。

 

  2． 4 面向生態環境保護的措施與標準的完善

 

  各國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環境保護法律和規章制度。如美國的《污染預防法》、日本的《實現可再生社會法案》、德國的《循環經濟和廢棄物法》、中國的《環境保護法》、《“十二五”全國環境保護法規和環境經濟政策建設規劃》、《“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等［26］。針對生態城市建設，各級地方政府也將環境保護作為生態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核心內容，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性政策和法規。如江蘇省無錫市、貴州省貴陽市均頒布和實施了建設生態文明城市的條例。生態學、經濟學、管理學、環境科學等領域的專家正在積極探索面向保護城市生態環境及城市生態建設的規范化的標準體系，目前在中國尚未存在一套完整的標準體系及實施的具體措施指南。

 

  城市化、工業化快速發展，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加劇了環境風險，使城市生態安全遭到威脅，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規劃工作刻不容緩。《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提出，要積極探索編制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規劃。在城市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方面，環保部組織開展了《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規劃技術指南研究》、《我國環境規劃編制實施與規劃體系創新研究》、《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規劃編制和實施體系研究》等基礎研究，初步明確了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規劃的主要內容、目標指標體系、“紅線”空間等，為推進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規劃工作提供了技術支撐。

 

  與城市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相比，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規劃尚處于起步階段，的相關法律法規明顯的缺失和不足，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規劃的編制和實施。另外，對于城市生態環境規劃中的環境容量、生態資源承載力和生態環境閾值、生態紅線等關鍵領域，基礎理論研究還有待加強，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深入系統的研究，針對不同區域和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如何制定并實施區域有別的環境標準和政策也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27］。

 

  2． 5 針對更廣泛參與的多元組織模式的探索

 

  組織模式是實現城市生態管理的重要保障，目前城市生態管理過程中的主要組織模式可以劃分為政府主導式、社會參與式及社會推進式。

 

  政府主導式是指政府以市場化的財政手段以及非市場的行政力量，通過制定法律法規，組織和管理生態城市建設，典型實踐形式包括:公交引導型城市發展模式、城鄉結合型、循環經濟型、碳中性城市、城市鄉村型等幾種。如丹麥的哥本哈根采用的就是公交引導型發展模式;新加坡采用的是典型的城鄉結合模式;日本采用的是循環經濟型建立循環型生態城市［28 － 29］。

 

  社會參與式是指在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公民個人通過一定的程序或途徑參與一切與生態城市相關的決策活動，也可以組成社會組織并通過組織化的形式表達個人意愿，參加建設活動，使最后的決策符合廣大群眾的自身利益。如20 世紀90 年代澳大利亞懷阿拉市在生態城市的公眾參與方面就是一個典范［30］;巴西的庫里蒂巴市則通過兒童在學校的環境教育以及市民在免費的環境大學接受教育的形式開展公眾參與;丹麥的生態城市項目包括了建立綠色賬戶，設立生態市場交易日，吸引學生參與等內容［31］，這些項目的開展加深了公眾對生態城市的了解，使生態城市建設擁有了良好的公眾基礎。

 

  社會推進式是指社會內部由于各種條件成熟而首先形成的一種力量，然后自發的、自下而上地推動生態城市建設，美國生態城市伯克利的建設最能體現這一點。伯克利生態城市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功，被人們奉為全球生態城市建設的樣板城市。

 

  我國生態城市理論研究起步相對較晚，理論及科技支撐基礎仍比較薄弱，目前主要以政府主導為主，公眾參與程度還比較低，然而公眾的廣泛參與是保持城市生態建設良性發展的持續性推動力。探索如何充分激發群眾參與城市生態建設的積極性和持續性是一個意義重大但又長期艱巨的任務。

 

  3 城市生態管理對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

 

  資源的高效合理利用是保障成功建設生態城市的關鍵。不同的城市生態管理模式，毋庸置疑，會對支撐生態城市建設的資源利用效率產生影響，本文選取對城市生態管理對水、土地、空氣及生物資源等城市賴以發展的重要資源的利用效率做簡要評述。相關研究主要采用常用的數據包絡分析法、隨機前沿函數法等［32 － 33］對城市水、土地、空氣及生物資源等資源利用效率進行測算，進而著重闡述城市資源利用現狀以及當前城市生態管理模式對自然資源及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并對優化城市資源利用效率提出措施或建議。

 

  3． 1 水資源及其對生態城市建設的影響

 

  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城市人口增加，工業迅速發展，城市用水量急劇增加［34］。中國水資源問題不僅包括水量問題，同時還包括水質問題。有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廢水和工業廢水大部分未經處理就被直接排出，污染了地表水和地下水。中國環境保護部門近期報告顯示，在全國，只有不超過一半的水可以經過處理達到安全飲用的級別，并且四分之一的地表水已被污染到甚至不適于工業使用的程度［35］。水資源供給及利用中的一些問題，如洪旱災害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降水不足與用水浪費導致的區域性水短缺、生態退化與水污染加重、產業結構和布局與水資源條件不相適應及水資源管理體制與制度創新不足等，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城市化進程［36 － 37］。

 

  盡管水資源管理是城市生態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目前我國對于水資源管理的經驗相對不足，缺乏統一的、可操作性強的水資源管理體系。不少研究也揭示我們對于水資源指標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認識不足［38］。在城市建設與開發過程中，忽視了水資源管理的長期規劃與可行性分析。水資源利用規劃與管理的決策與實施過程缺少公眾的廣泛參與。在城市水資源管理問題上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體系，如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充分發揮水管理協會的作用，廣泛的公眾參與，同時開展水資源管理示范區建設［39］。這些方面都是我國在城市水資源管理方面亟需加強的，同時要建立城市可持續水處理系統，最大限度地削減污染，實現水資源的循環利用，提升城市雨水的滲透能力和涵養能力，實現城市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形成“水資源、水環境、水經濟、水安全、水文化、水管理”六位一體的生態型城市可持續水管理模式。

 

  總的來說，誠如相關研究所述，為緩解城市水資源壓力，應該建立健全城市水資源管理體系，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40］。同時要提升水環境容量，構建與水資源承載力相協調的經濟結構體系［41］。此外，還要限制高耗水行業的盲目發展，優化高耗水產業的空間布局，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42］。

 

  3． 2 土地及其對生態城市建設的影響

 

  城市建設依托于土地。土地承受自然和人為因素雙重動力作用，不停地與城市環境的物質和能量進行交換。

 

  土地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是否合理，決定了生態城市建設的成敗。從某種意義上看，研究城市生態管理模式對土地資源的影響意義深遠重大。

 

  據《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 － 2020)》專題研究報告，從城市用地人口容納能力、建筑容納能力和產出水平來看，我國城市用地均存在較大的挖掘潛力。然而，目前的城市規劃編制，立足點往往放在城市外圍用地擴張及新增建設用地布局安排方面，對于城市建成區內部關注相對較少，對建設用地規模和效益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使得城市已有用地布局的調整優化力度不夠，對于城市用地潛力挖掘也不到位。相關研究也揭示，城市盲目的外延發展，導致城市交通量、市政管網等的不斷增加，影響了城市及周邊地區的自然環境，這種土地利用規劃方式非常不利于土地和附著其上的各種資源的集約利用［14］。

 

  在相關土地資源政策方面，目前主要實施的包括土地數量異地占補平衡政策。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新開土地的生產力遠遠低于被占熟地的生產力，且發揮不了熟地原有的生態服務功能。鑒于此，不少研究指出，城市土生態的科學管理必須改變土地管理與經濟、生態脫節的正反饋控制政策，變土地數量的異地占補平衡為土地生產和生態服務功能的就地占補平衡，變土地的單目標地籍管理為多目標的社會、經濟、環境復合生態管理。通過核定每個生態功能區的生物質生產力、生態服務功能和人文生態資產，來對各生態功能區土地利用的生產和生態功能實施總量科學控制［43 － 44］。同時，城市產業結構對對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及格局也有影響，具體體現在其對土地資源及其它資源在各產業、部門間的重新分配和組合的要求［45］。在以第一產業為主的階段，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力是農用地和環境用地間的競爭，隨著第二、三產業的不斷增長，區位條件好的農用地會向建設用地轉移，當到達第三產業快速增長的階段，農用地會向建設用地和環境用地的快速轉移［46 － 47］。

 

  鑒于此，在實現城市土地利用可持續發展以及集約利用的過程中，應該完善城市土地管理方面的立法和執法，完善土地利用規劃體系，協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城市總體規劃的關系。應加強城市規劃管理，按照城市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以及土地價值規律，對城市土地進行置換。再次，也需要調整土地利用結構和空間布局，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率。最后，依據土地的生態承載力，優化城市空間格局，改善城市環境。

 

  3． 3 生物資源及其對生態城市建設的影響

 

  生物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戰略性資源，是建設生態城市的重要支撐。城市生物多樣性為城市生態系統提供了諸多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對改善城市環境、維持城市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48］。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和人類盲目的建設，城市生物區系組成受到破壞，自然生物群落種類減少。據統計全球尺度的生物多樣性(以地球生態指數計)已下降12%，影響了城市生態環境的穩定與協調發展［49］。

 

  城市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諸多因素共同決定了城市生物多樣性分布格局。外來物種入侵，原始野生動植物衰退，凡此種種正在使脆弱的城市生物多樣性面臨嚴峻的考驗［50］。城市的建筑、交通等設施建設破壞自然綠地，原始植被結構被人為改變，生物喪失棲息地;工農業污染物不經處理的隨意排放，導致河流、湖泊和近海水域的水質下降，水體富營養化，水生動植物數量下降，飲用水源受到污染［51］。然而，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恢復卻是一個漫長甚至不可逆的過程。當前，我國城市生態建設多從人的生存發展環境及空間的角度出發，對人與其他生物的和諧共存的考慮及具體實施措施的考慮及設計相對不足，缺乏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

 

  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是實現保護城市自然生態環境的唯一選擇。有學者提出，根據綠地的功能和生境類型來對城市植物進行配置，構建以自然群落為基礎的人工群落，保護城市綠地系統中植物多樣性;在動物多樣性方面，通過規劃棲息地和建設生態廊道的方法對其進行保護［52］。目前，城市生物多樣性規劃在我國仍處于探索階段，相關科學研究也存在較多的疑問。在進行合理規劃之外，政府應該加強立法建設，建立獨立的針對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法規;加強宣教工作，增強民眾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識。同時運用景觀生態學方法和理論，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充分考慮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建設。

 

  3． 4 空氣質量與生態城市建設的關系

 

  空氣屬于可更新資源，它具有自然資源所共有的一切屬性;具有良好的流動性，因而使一定區域內的空氣質量趨于一致［53］，并對生態城市建設提出要求與制約。區域性霧霾現象是我國面臨的一個新的、重大的復合型大氣環境污染問題。城市化過程中燃燒排放的污染物，各種機動車尾氣，工業的超標排放，有毒重金屬混入大氣，使得近幾年我國特大城市霧霾現象日趨嚴重，空氣品質持續惡化，嚴重影響著人們的身心健康，與我國建設生態型宜居城市的目標背道而馳［54］。

 

  目前對于空氣作為一種資源價值形態的相關研究較少，作為城市的一種重要自然資源，空氣資源的價值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缺乏空氣資源價值量估算方法和理論。由于長期以來被人類無償使用，從而在許多地區造成了對空氣資源的使用陷入了惡性循環的怪圈。有學者提出應該制訂合理的經濟政策，堅持對空氣資源的有償使用原則，做到“誰利用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53］。不少研究揭示，同時我國存在著區域大氣環境容量與經濟發展不相匹配的問題，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大氣環境容量越低，而且大氣環境壓力越大，嚴重制約經濟布局和發展［41］。

 

  歷史上，美國就是因為“洛杉磯煙霧事件”啟動了空氣污染法的立法進程，成為世界空氣污染法的立法先導，其立法經驗為我國在立法過程中提供啟示。大氣環境保護不僅需要法律的制約，更需要民眾的監督，所以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應更廣泛的納入民眾參與，讓群眾更好的參與到立法與監督中來。同時對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產業，要進行限制以及嚴格管制，建立和實施嚴格的排放標準，實行大氣環境污染問責制，做到從源頭抓起。另外，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尤其是新城規劃時，要充分考慮立地環境以及氣候條件，對建筑物的設計、街道以及綠地和空地的布局要進行合理規劃，提升大氣環境容量。

 

  3． 5 能源及其對生態城市建設的支撐

 

  能源作為一種可耗竭的戰略性資源，在經濟發展、國家安全與環境保護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對生態城市建設的支撐作用不言而喻。城市居民和工商業能源消費隨著城市人口化率的增加而增多，能源和環境問題也成為進一步城市化的制約條件;另一方面，城市化也要求能源結構升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污染物排放，以使居民生活的環境質量不斷得到改善［55］。我國城市能源消耗約占我國能源總消耗的3 /4［56］，城市能源消費存在以下突出問題:能源對外依存度過高;一次能源消費以煤為主，能源消費過度高碳化;能源環境污染形勢嚴峻;能源使用效率較低;能耗水平和增速均高于世界城市平均水平等。

 

  我國未來城市能源利用的總體目標將是城市能源消費逐步實現可持續、低碳、清潔和綠色。能源結構優化，提升新能源比例和清潔能源比例，提高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規模化的新能源利用將是城市能源利用的發展戰略重點。國家相關部委對城市能源消費管理方面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政策要求，將頁巖氣和煤層氣等新型能源確定為未來城市能源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從城市空間的角度，對建筑節能和城市節能提出了明確要求。然而，關于城市規模與空間形態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研究及提煉對城市空間規劃的指導性策略方面有待加強［57］。

 

  能源對生態城市建設的影響多從資源稟賦、產業結構、技術進步、能源價格等對能源效率的影響來考察。有些研究表明，資源豐裕程度與能源效率顯著負相關，即控制其他影響因素時，資源稟賦越充裕的地區能源效率越低［58］;有些研究表明如果產業結構中的效率和結構份額對能源效率均為正向影響，則產業結構比重的提高也會對總能源生產率產生正向影響［59］。還有研究論證了技術進步對能源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同時在長期提高能源效率中存在技術擴散性效應［60］。也有研究認為，當前中國能源的相對價格并沒有體現出使用能源的完全成本，能源價格的提高反而會降低能源效率［61］。這些研究及發現對于確定生態城市能源利用結構，制定能源政策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很好的啟示。

 

  4 結語

 

  當前中國建設生態城市的熱潮持續增溫。城市生態管理是生態城市建設成敗的關鍵，是實現人、自然與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途徑。本文從生態管理模式的定義出發，提出從城市規劃、產業結構、資源政策、生態環境保護措施與標準、組織形式等五個核心方面詮釋城市生態管理模式，即面向生態環境承載力要規劃先行，面向資源環境稟賦要優化升級產業結構，面向高效、節約利用資源要進行政策引導與調控，面向生態環境保護要完善措施與標準，面向更廣泛參與要積極探索多元組織模式。本文還分析和總結了當前城市資源利用現狀，以及生態管理模式對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通過梳理國內外針對城市水、土、氣、生物資源和能源利用方面的研究進展發現，國內尚不存在可推廣的、面向生態城市建設的空間規劃以及生態環境保護措施的規范化的標準體系和可操作的實施指南;城市生態管理模式對城市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方面的現有研究比較分散，單方面面向生態城市建設中具體問題的成功案例多有報道，但綜合的多維的管理模式鮮有涉及。

 

  因此，現階段加強城市生態綜合管理模式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學術探討價值與科學決策意義。